编者按 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枯燥乏味的工作，目标是消灭出版物中所有可能的病句错字。他们是校对，是一群无名英雄，是出版质量的把关人。本期人物专版聚焦出版社的老校对们，且听他们娓娓道来与文字打交道的那些事……

        吴海平： 新一代“校对王”

        吴海平：“虽然从事这项工作几十年了，但每次遇到重大任务，依然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从字到标点，从知识概念到语法逻辑，对每一处都要认真审校，丝毫不敢懈怠。”

        人们曾以“百万无一失、万万无一失”称人民出版社白以坦为“校对王”，而同在人民出版社，在校对岗位上一干就是38年的吴海平被看成是新一代“校对王”。

        38载悉心对待每本书

        1976年，21岁的吴海平从部队复员，在北京市朝阳区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的安排下，来到人民出版社校对科。从此，他就和校对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一干就是38年，无怨无悔。

        刚到校对科没多久，吴海平就赶上校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作为一个新手，他感到压力很大，真正感到校对工作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当时大家都把这项任务看成是一种荣誉，加班加点，没有任何报酬，但大家毫无怨言。”吴海平记得，当时是建社之初就做校对工作的张式仪带他，从最基础的出版知识、校对符号、如何查工具书教起，“当时无论是张老师还是其他老师，什么时候有疑问问他们，他们都会虚心教我，让我受益匪浅”。张式仪老师及一批老同志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深深感染着吴海平，也让他越来越热爱这项工作。

        对吴海平来说，工作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现代汉语词典》《辞海》《辞源》《康熙字典》都是他案头的必备，“《现代汉语词典》就翻烂了好几本”。平时经常将书稿带回家看，有时晚上睡下了，想起一个字，立即起来查字典。日常工作中无论校什么书，他都会把一些概念、好词、好句记下来，以不断地充实自己。长期的积累，吴海平掌握了丰富的汉字，在一些字词的用法上有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社里把他在工作中积累的一些字词用法作为社里的工作规范。但他无论是去讲课，还是当评委，都随身带着工具书。“学无止境。只要有侥幸心理，遇事马虎敷衍，各类差错、问题马上就会还以颜色。”38年来，吴海平始终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对待着每一部书稿。

       固守本职 传承好传统

        38年里，有很多调离校对岗位的机会，但吴海平从不为其所动。无论是参加党代会、全国两会文件校对工作，还是经典著作的校对，他都是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看。“不敢掉以轻心，稍疏忽会懊悔一辈子。”“校对工作看似简单，学问大着呢！”他认为，做好校对工作一定要有扎实的汉语功底，同时要有广博的知识。“要做万金油。”为此除在工作中刻苦学习，他还去读了4年职工业余大学，系统地学习了中文专业。他说，虽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新时期数字化、网络化的撰著、编辑、排版工作高效快捷，但对校对人员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校对工作依然要像同仁堂的古训说的那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对文字把握准确，工作扎实认真。不待扬鞭自奋蹄。”人民出版社总编室主任陈鹏鸣如此评价着吴海平。1996年陈鹏鸣博士毕业到人民出版社，第一个跟的师傅就是吴海平，陈鹏鸣记得，当时在校对过程中，有的引文或篇章，自己感觉比较熟，就不想去查，但他坚持让他们查。“有时候对他讲的有疑虑，回去重新查，发现他说的都对。”陈鹏鸣还记得，校对过程中，吴海平只要一发现问题，都会提醒编辑，并注明在哪本工具书的什么地方能查到。“他身上继承了新中国老一辈出版人的精神，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他对文字的敬畏之心和对保证书稿质量的精神追求。”陈鹏鸣说，社里的编辑都愿意找他校对，大家在校对中出现的疑难问题，都会找他来解决。

         今年吴海平已59岁了，但社里的重点书仍由他承担终校。“虽然从事这项工作几十年了，但每次遇到重大任务，依然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从字到标点，从知识概念到语法逻辑，对每一处都要认真审校，丝毫不敢懈怠。”说起38年的校对生涯，吴海平自豪而又幸福。

         洪思律：因为喜欢所以无悔

         洪思律：“现在的校对已经承担了一部分编辑的责任，至少在文字上，校对做的是编辑工作，毕竟‘文从字顺’方面，校对更有经验。”

         坐在《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对面的长者开朗健谈，在谈到校对工作时如数家珍，也许你很难把他与印象中枯燥晦涩的古籍联系在一起，但从1979年进入中华书局开始，洪思律在校对岗位一干就是30年。2008年，中华书局抽调人员成立质检中心，洪思律从校对科过去负责质检中心的工作，虽然工作方式有所变化，但依然是出版物质量的“把关者”。近日，洪思律在中华书局图书馆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讲述了他对于校对工作的认识和理解。

         校对要求比过去更高

        “校”“对”二字一字一义，一为校是非，一为校对错，在洪思律看来，两相对照叫做“校”，现在由于原稿的“缺失”，校对做得更多的是“读”而非“校”的工作。

        “过去排版时会比照原稿进行录排，录排完成后，校对一手拿着原稿，一手拿着校样，字对字地比照，容易发现问题。对于作者来说，手写的原稿也可以较好地避免错误。”洪思律表示，现在作者交稿通常是电子版，而且电子版可能是雇人来打字，可能一些古字在打字输入环节就出现差错，这个电子版拿来后直接在排版系统里整版，除非是在转换过程中出现乱码，否则文字内容几乎不会发生变化。由于没有原稿可以比对，因此电子版中已经存在的错误难以避免，而且校对直接拿到的是铅排版的文字，打印出来像干干净净的一本书一样，也不容易发现问题，因此校对需要为稿件进行通读，找出里面的错误和存疑的地方。

        “可以说，现在的校对已经承担了一部分编辑的责任，至少在文字上，校对做的是编辑工作，毕竟‘文从字顺’方面，校对更有经验。”洪思律说。

        “火眼金睛”靠积累

         谈及校对工作过程中印象深刻的一本书，洪思律提到了杨伯峻编著的《春秋左传注》。“那本书讲《左传》，里面引经据典，又带有注释等多种体例内容，内容形式均十分复杂，后来好多编校起来有难度的书都以那本书为标准，由于当时都是手写的稿子，所以对于手写稿的辨别和揣摩需要特别到位。”

        古籍整理中不规范字的处理也成为校对工作的一大考验。“我们当时面对很多线装书，从前虽然没有简体字，但是每个字都是在木头、胶泥上刻出来的，为了方便雕刻，这些字通常是笔画越少越好，所以就产生许多不规范的‘俗字’，‘俗字’的分辨也给校对工作带来一定困难。”

        此外，由于汉字表音又表义，字音字义相同而字形不同的异体字在古汉语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而异体字使用不当带来的错误也需要校对来仔细辨别。对此，洪思律举了自己校对过程中遇见的错误：“比如‘后’这个字，用在‘皇后’中，繁体字还是写作‘后’，而用在‘前后’中，就要写作‘後’。香港有一条皇后大道，写成繁体字依然是‘皇后大道’，如果写成‘皇後大道’，就要闹笑话。”洪思律告诉记者，校对部门用的字典是最多的，碰到许多陌生的，或者拿不准的字，都需要不厌其烦地去查，去积累，见得多了，“纠错”的能力也就提高了。

        从未后悔当初选择

        多年的校对工作也让洪思律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在学习和积累时，他会随时准备一个本，碰到一个字查过了，就记录下来，后面括号里写出这个字有几个异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在校对工作开展时，他提出“活要分开干，别混在一起”，也就是以正文为主，目录为辅，先顺着看正文，再核对天眉，最后核对目录和页码。“有的人喜欢顺着先看目录，但是但凡文字有改动，涨行或者缩减，页数就会发生变化，这样容易重复工作，而看完正文再核对目录，效率就会更高一点。”洪思律笑言这是自己多年来总结出的高明的“偷懒”方法，不过方法再多，校对过程中也经常会遇到出其不意的问题。

        采访的最后，在回答给年轻校对寄语的问题时，洪思律表示，年轻人在选择一项工作以后，经过尝试，要感觉到自己是否适合从事这项工作，既然选了就要认真做，做出成绩。

       张慧丽： 30余年做好校对一件事

        张慧丽：“做校对虽然很辛苦，但苦中有乐，苦中有收获，很值得。”

        从1979年走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张慧丽一直在校对岗位上默默地工作，她对《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说：“30多年了，无论我接到多么急、多么大的稿子，都坚持按校对程序处理，一步一步落实校对要求，从而保证了图书出版的质量。”

        苦中有乐，很值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主要涉及建筑类图书的出版，专业性强，覆盖领域广。为了干好校对工作，张慧丽坚持边学习建筑类的相关知识，边向老编辑求教。

        校对工作，需要阅读大量的文字，既清静又辛苦。张慧丽细数了2014年的几项重点工作：一是完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工程建设标准年册》的校对任务，有7000多页，每页有2000多字；二是完成3套《建筑规范大全》校对任务，有结构的、有施工的、有设计的，每套4~5本，每本1000多页；三是完成100本《精致建筑100》丛书校对任务，文字量逾千万。

        张慧丽说：“这个月我们校对团队的人比较忙，需要完成将近200本书稿的校对任务，工作压力较大，加班是常有的事。”但她觉得，搞校对是一项很锻炼人的工作，干时间长了，知识面也就自然拓宽了，对个人素养提升很快，虽然很辛苦，但苦中有乐，苦中有收获，很值得。

        干好工作，有追求

        干校对工作，每天跟文字打交道，每天哗哗地翻稿子，时间长了，也会感觉枯燥。

        在走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10个年头的时候，张慧丽内心产生了调换工作岗位的想法：校对的工资待遇低、责任大、没名没利，在这个岗位上做一辈子，付出很多的辛苦，值得吗？可她转念一想，自己已经熟悉这个岗位，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如果离开了，到陌生的岗位是不是就能很快适应，就能把工作干好，心里没有底。

         就在张慧丽难以取舍之际，社里的一位领导在谈心时对她说：“一个人做成一件事容易，但一辈子踏踏实实做好一件事就成了追求，就很不容易。”这番话给了张慧丽一定的启发，她开始反思，自己在校对岗位上干了10年，如果离开心里确实有点不舍。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张慧丽决定继续留在校对岗位上工作，这样不放弃选择，也是对自己奋斗10年、执著10年的一个最好交待。

       逐级把关，重质量

        出版社的生命靠图书质量维系。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设立了专家审读小组，在出版社对文稿进行排版校对的工作完成后，准备进厂付印前，请相关行业的专家，对文稿进行最后审读。若检查出的错误超过万分之一，就从编辑和校对的奖金中各扣除50%，对质量达到优秀率的，则给予一定的奖励。

        搞校对工作，必须在“认真”上下功夫，张慧丽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她除了认真执行社里的校对管理办法，做到层层有审读、级级有把关外，还建议部门内部设立专门的质检小组，对总编辑签完字的文稿，还要进行一次检查，从而更有效地保证了图书的校对质量。

         在她校对的众多图书中，最满意的是建造师考试用书，她说：“作为考试用书，是我们出版社每年出版的比较重要的书，印量大，质量要求非常高，不允许出错，我们投入的校对精力相对较大，从体例格式，到所有图表，我们都要逐一复核，每本书稿都要校对四五遍。”

        杨桂珍： 打破传统校对印象

        杨桂珍：“优秀的校对还应该是个杂家，具有广博的知识积累。”

        说句实话，十多年对出版社的采访经历中，《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还从未专访过校对人员，想象中的他们应该是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古板、不苟言笑。可是，当真正见到上海辞书出版社校对科科长杨桂珍时却发现，尽管她也戴着眼镜，镜片却不厚；尽管略显安静，却不失热情。而采访中，她对本职工作充满热情的状态也深深感染了记者。

        校对中鲜有的高学历

        在业内，“只要识字就能做校对”的说法曾经盛行一时。所以，198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的杨桂珍，在做了9年编辑之后调到校对科做一名普通校对时，让当时很多人大惑不解。

        “或许我的性格关系，我还蛮适合做这个工作的。枯燥，有点啦，但也还好。”面对记者，杨桂珍面带笑容淡淡地说。而事实上，她也确实愉快地沉浸在校对这一岗位上，一干就是20余年。

        很快，高学历的她便发挥出了自己肯钻研、善总结的优势，对辞书校对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比如，她曾经提出“辞书校对人员必须树立辞书意识”，并归纳总结出在做辞书校对时需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又比如，在校对索引发现错字、漏字等差错时，不能一改了之，必须同时再校核一下它们的编排次序等问题，这些建设性意见在保证辞书质量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杨桂珍已经记不清自己校对过多少图书了。然而，上海辞书出版社却有清楚的记录，杨桂珍校对过的图书屡获国家大奖：《全宋文》荣获过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成语大辞典》《邓小平思想理论大辞典》荣获过首届中国辞书二等奖；《法学大辞典》《敦煌学大辞典》荣获过第三届国家辞书一等奖，等等。

         《辞海》幕后的真英雄

        《辞海》曾因高质量而创下我国大型词典销量之最。杨桂珍参加过89版、99版、09版三个版次的《辞海》校对工作。

        “《辞海》是一部供人查检的标准书，它的质量要求非常高，是决不允许出错的。”杨桂珍告诉记者，工具书一般为二样四校付印，大型工具书为三样五校付印，而她记忆中99版彩图本《辞海》却打破常规，出了六次样十个校次。“当时原新闻出版总署规定图书差错率的考核标准为万分之一，为了使99版《辞海》差错率降至最低，我们提出了十万分之一的严要求。”

        杨桂珍认为，校对工作是编辑工作的延伸、完善和补充，因此在简单校样，订正差错的同时，还应该发现和纠正原稿上存在的差错，“优秀的校对还应该是个杂家，具有广博的知识积累。”杨桂珍说。

         科室里的带头人

         2006年，杨桂珍被上海辞书出版社任命为校对科科长，她感到身上的责任更加大了。在杨桂珍看来，做好校对工作，一方面与校对人员对工作的热情和责任感分不开，另一方面，也要制定出严格科学的质量管理措施来促进校对人员业务水平不断提高，“规章制度是校对工作有组织、有序化的基础。”杨桂珍说。

        在她的带领下，如今校对科钻研风气浓厚，大家常常聚在一起学习交流，做做诸如《咬文嚼字》类杂志上的题目，编辑反馈回来的“质疑单”也是收集起来，成为反复学习的资料积累。

        如今，校对科里又补充了新鲜血液，对于新应聘而来的大学生，杨桂珍高兴之余，还将自己多年的经验倾囊相授，并给出了“善疑、多思、勤查、慎改”八字箴言。